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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室斟字句 译海起歌声——记音乐家、翻译家、作家薛范先生

作者:管理员    来源:禾青

斗室斟字句  译海起歌声——记音乐家、翻译家、作家薛范先生
 

禾  青

 

    喜欢外国歌曲的人一定熟悉他的名字,爱好俄苏歌曲的人尤其熟悉他的名字。

60年来译配发表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音乐之声》《回忆》《剧院魅影》等世界各国歌曲有2000多首,时间跨度之长,数量之多,居全国之最;把外国歌曲作为一门学术来进行研究介绍的,他是唯一的一位;把歌曲翻译的探索与实践提升为理论并出版专著的,他是第一人;全国各地为一位翻译家的作品举办专题音乐会,也只有他一人。

他先后五次受到中俄政府的褒奖,其中包括俄罗斯联邦前总统叶利钦亲自授予的象征国家最高荣誉的“友谊勋章”。

他就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翻译协会会员;中俄友好协会全国理事;上海师范大学客座教授薛范先生.

 

1     他一生与歌曲为伴 

在中国,说起薛范的名字,人们就会想到《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歌唱动荡的青春》《我亲爱的母亲》《雪球花》等一大批寄托着人们青春、理想和信念的俄苏歌曲。

    上世纪50年代,从事外国歌曲翻译工作的有好几位前辈,但经过中苏交恶、十年“文革”,歌曲译配家们有的放弃、有的出国、有的改行、有的去世,一直坚持不懈地倾心于歌曲翻译、介绍、研究并卓有成效的当数薛老。

1953年发表第一首翻译作品至今,60年来,薛老译配的世界各国歌曲多达两千多首;其中俄苏歌曲占了一半,出版的俄苏歌曲集有20多种,其中《俄苏名歌经典1917-1991》《俄罗斯民歌珍品集》和《俄罗斯和苏联合唱歌曲珍品集》,可以说,把有代表性的俄苏歌曲都囊括在内了。

    作为翻译家,他的工作流程就是:找歌谱资料-译配-投寄给刊物或出版社,一首作品就算大功告成了。至于发表后的效应,受众喜爱与否,译者并不十分了解。他没有机会和读者接触,翻译本来就是一项幕后工作。如果不是1994年的一件事,薛老的工作状态也许还会这样延续下去。

1994年4月,北京电视台《梦里情怀》要做一档俄苏歌曲节目,请薛老做特邀嘉宾。北京的一些俄苏歌曲爱好者得知这一消息,自发地组织了欢迎会,又是凑钱租场地,又是排练小节目。欢迎会的名称就借用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一句歌词:“但愿从今后,你我永不忘”。这一纯粹是民间的活动却惊动了媒体,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北京音乐台以及北京的报纸等都到现场采访,一下子把薛老从幕后推到了台前。这是他第一次在公众场合露脸,第一次上镜头。在欢迎会上,爱乐者们一首又一首地唱着他译配的歌,每个人在演唱之前,都说了一大段话,说这些歌都是被他们上山下乡带到不同的地方,是他们迷惘时期的精神寄托;有的歌伴随着他们高考、工作、恋爱……他们用滚烫的语言向薛老表达了由衷的敬意。

同年8月,上海爱乐合唱团赴京演出俄苏歌曲音乐会,作为音乐会的策划人之一和顾问,薛老欣然随团同行。苏联歌曲自1960年中苏交恶中断了三十多年以后,重又在音乐厅响起,场上气氛的热烈简直达到了沸点。当最后演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台上台下同声高唱,许多老年观众泪流满面。薛老亲眼目睹了这些感人的场面。当他出场谢幕时,全场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散场时观众围着他,交谈、签名,久久不愿散去。

同年11月,中央乐团合唱团推出了有薛老参与筹划并出席的“伏尔加之声”音乐会,热情的场面又重演了一遍。

这些活动成了当时文化新闻的热点。薛范先生和王洛宾先生被北京的媒体谑称为“两大出土文物”。

上述这些经历使薛老悟出一个道理:歌曲即使翻译出版得再多,只留在纸面上,也是“死”的。苏联歌曲中断了二三十年,大家还能捡起来就唱,那是因为当年这些歌曲非常流行,所以一直存留在人们心里。歌曲只有在传唱,歌曲才是“活”的。打这以后,他不光译配发表作品,也更多地走出书斋,力促“死”的歌曲变成“活”的歌曲。

 

2      让歌曲“活”起来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各地的薛范粉丝纷纷慕名找上了薛老,薛老也因此有机会结识了各地的合唱团,为他们筹划音乐会。由他先拟定演出曲目,提供钢琴伴奏谱和指导意见,公演的时候亲自到场助阵,和观众见面交流。和薛老合作过的专业团体有:国家交响乐团合唱团、中央歌剧院、上海歌剧院合唱团、上海电视艺术团、武汉歌剧舞剧院等。至于全国的民间团体更是不计其数:北京的卡林卡、童心、春之声、新世纪、哈军工等合唱团,上海爱乐合唱团、西安的星海合唱团、中山的乐力合唱团等。全国各地举办了一台台不同形式的薛范翻译作品音乐会和外国歌曲音乐会,如:西安、哈尔滨、天津、广州、成都、重庆、武汉、昆明、杭州等,远至珠海、澳门、甚至国外新加坡……

    随着一台台音乐会的举办,薛老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受众数以万计。像国交合唱团的《伏尔加之声》音乐会最初两年内就演出了50场,《伏尔加之声》成了一个著名品牌,直到现在还每年至少演出一场,足见薛老翻译歌曲受欢迎的程度和社会反响。

薛老不仅亲自参与筹划音乐会,还不辞辛劳地举办外国歌曲和电影讲座,像一些高校、音乐厅、老年大学、社区文化中心、图书馆等都是他讲座的课堂。   

2005年,以网上推广和介绍外国歌曲为主旨的“薛范音乐工作室”成立,得到全国各地网友的大力支持。接着建立了“薛范网站”www.xuefan.net 其中有许多歌谱、文字资料、歌曲视频等,还有乐友来信、近况通报等栏目。网站也成了薛老向外界传播歌曲的一个新的重要窗口。

    上世纪80年代起,薛老还参与录制了十几张外国翻译歌曲唱片,有:欧美流行歌曲、俄苏歌曲、奥斯卡金奖电影歌曲、拉美歌曲、亚非歌曲等。

    电视和广播也是薛老传播外国歌曲的重要媒介,他参与的节目不下几十台。例如不久前,2013年4月,由中央电视台“百年歌声”栏目组制作的一台音乐节目《重逢——俄罗斯经典歌曲演唱会》薛老亲临现场。这台节目演唱的20多首俄苏歌曲都是50年代在我国广泛流传的,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至今仍是最受人民欢迎的金曲。演出的作品,除了保持原作的风格和韵味以外,还加入了现代音乐的元素。演员有老一辈著名歌唱家杨洪基、刘秉义、刘跃、蒋大为、关牧村,还有吴碧霞、戴玉强、廖昌永以及历届全国青歌赛的获奖歌手杨阳、薛皓垠、郝幸娃、斯琴格日乐、降央卓玛、曹芙嘉、阿鲁阿卓、阿普萨萨等。

 

3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宝

重庆电视台有一档访谈节目,叫“龙门阵”。1999年开了一个题目:“薛范和苏联歌曲”,薛老自然是特邀嘉宾。节目录制过程没有什么特别——主持人和薛老对话之后,列席的观众代表发言,谈谈苏联歌曲对他们的影响,有的说是看了电影《大家庭》去报考北京钢铁学院的;有的说是唱着《共青团员之歌》跨过鸭绿江的;有的说他当年相亲就是哼着《卡秋莎》和从未见过面的姑娘接头的。中老年朋友一谈起苏联歌曲,一个个眉飞色舞,又兴奋又激动。节目临近结束时,主持人指着最后一排两位中学生说:“刚才爷爷奶奶们都谈过了,你们也说说自己的看法”。男孩说:“我要泼点冷水了。我不喜欢苏联歌曲,现在多元化社会,我为什么要去听苏联歌曲?我喜欢“泰坦尼克”主题曲,我喜欢《生命之杯》。”主持人说:“哦,这也是一种看法,时代不同了,中老年朋友有中老年人的喜好,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看法,很自然。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次再见”。

“节目录制完了吧?那么请把摄像机关掉吧。我有几句话要说,这不作为节目内容的。”薛老说:“我想问问那位小朋友,你听过苏联歌曲吗?你知道哪几首苏联歌曲?”男孩回答:“我不喜欢苏联歌曲,我从来不听”。薛老说:“这就怪了,从来没听过苏联歌曲怎么谈得上喜欢不喜欢呢?就像一个人,从小就吃肯德基、麦当劳长大,他就以为世界上最美味的就是肯德基、麦当劳了。他拒绝去尝一尝川菜、湘菜、京菜、粤菜……过去我以为老年人容易偏执,现在看来年轻人也有更偏执的。年轻人应该立足祖国、放眼世界。你刚才提到的《泰坦尼克》和《生命之杯》你知道是谁翻译过来的吗?是我。我也喜欢这些歌曲。要知道,世界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艺术瑰宝,都值得我们去接触、去关注。” 

  他最末的那句话后来成了他的“名言”。他在许多场合反复在强调“世界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艺术瑰宝……”。有的老年朋友说:“我们唱惯了50年代的苏联歌曲,现在的俄罗斯歌曲变得不一样了,一点也不好听”。薛老是这样解释的:“中苏交恶是1960年,在那以后直到1985年解冻,这二十五年里我们没有译介过苏联歌曲。能不能这样说:从中苏交恶以后,苏联作曲家再也写不出好歌来了?不能这么说吧?实际上,因为中间有二十五年的断层,欣赏习惯一下子适应不了罢了。我的年龄或许和你们相仿,或许比你们大,对于新的东西,我能接受,难道你们会接受不了?” 在面对青年学生时,则一次次不厌其烦地告诫他们:“除了流行歌曲,你们还应该多听听俄苏歌曲、亚非拉歌曲,看看芭蕾、话剧、京剧……”。

 

4     他把美的歌曲带给大家

谁都知道,薛老是翻译俄苏歌曲起家的,对俄苏歌曲情有独钟。他曾写过一篇文章赞扬俄苏歌曲。在文章中,他一一列举俄苏歌曲的特点:把普通劳动者作为歌曲的主人公;体现了对远大理想的追求,对崇高事业的奉献精神;弘扬人性的真善美,等等。

文章最后以饱含深情的笔墨写道:“今天,我们在唱俄苏歌曲,不仅是因为它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和厚重的文化品位,也不仅是对过往时代的追忆,更多的是对未来新世纪的信念,是对我们曾经拥有而如今正在失落的许多弥足珍贵的东西的呼唤,因为我们相信:这世界上只要有人类存在一天,那些激励我们去追求崇高理想、追求美好生活的歌曲将永远伴我们同行!” 

我们还没有见过国内有第二个人对俄苏歌曲有如此中肯的、到位的评价,以至于后来做电视广播节目的、举办音乐会的、写文章的,常常引用薛老的这段“名言”。

尽管薛老对俄苏歌曲赞赏有加,但他从不排斥、从不拒绝其他国家、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歌曲。薛老的两千多首翻译歌曲中,俄苏歌曲只占了一半,另一半则是世界各国歌曲。       

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就编译出版了《西方古典歌曲集》《拉丁美洲歌曲集》,之后的《世界歌曲》《反帝之歌》;“文革”以后,编译出版了《奥斯卡金奖电影歌曲汇粹》《世界电影经典歌曲500首》《英汉对照爱情歌曲选粹》等;新世纪里,编译出版了《外国合唱精品选粹》《当我们年轻时光——英文名歌100首》《警钟长鸣·珍爱和平——世界反法西斯歌曲100首》《欧美音乐剧名曲选萃》《世界通俗合唱珍品集》《意大利名歌选萃》《乌克兰歌曲选集》等等。我们再列举薛老译配的一些脍炙人口的名曲:《苏丽珂》(格鲁吉亚)、《啤酒桶波尔卡》(捷克)、《多瑙河之波》(罗马尼亚)、《莉莉·玛琳》(德)、《剧院魅影》《回忆》(英)、《你鼓励我》(挪威)、《玫瑰人生》(法)、《鸽子》(西班牙)、《妈妈》《那波利之歌》(意)、《天下一家》《当我们年轻时光》《月亮河》《音乐之声》(美)、《吻别》(墨西哥)《生活之路》(巴西)、《草帽歌》(日)、《卖花姑娘》(朝)……

我这里所以不嫌啰嗦地开出书单和曲目单,是有鉴于许多朋友只认为薛老是俄苏歌曲的翻译家,不知道他还译配了大量其它国家的歌曲。有这样一则真实的小插曲2003年12月13日下午,“祝贺薛范先生译配生涯50周年音乐会”在北京国图音乐厅举行中场休息时,一位老年观众走到薛老面前说:“今天是您的音乐会,但您的歌曲太少了!”当她得知全是薛老的歌时非常惊讶,她没有想到那天演出的《重逢有日》(法)、《回忆》(英)、《终有一天》(意)、《百万玫瑰花》(拉脱维亚)、《当我们年轻时光》(奥)、《美丽的天使》(墨)、《海》(法)也都出于薛老的笔下

2013年10月,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薛范60年翻译歌曲选》,从薛老译配的两千多首世界各国歌曲中精选出两百多首;上海文联也为薛老举办了翻译生涯60年音乐会,演出:俄苏歌曲只选了一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其它都是世界各国的优秀歌曲,如:《道别》(意)《正是我所盼》(英)《啤酒桶波尔卡》(捷)《西班牙女郎》(意)《莉莉·玛琳》(德)《玫瑰人生》(法)《你鼓励我》(挪威)《鸽子》(西班牙)。

 

5      把歌曲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

市面上各类外国歌曲集出版得很多,但大多数歌曲集的内容大同小异。究其原因,是因为编选者大多不会译配歌曲也不熟悉外国歌曲的新的动态。说句实话,他们只是用剪刀浆糊和复印机,把已经在各种歌曲集(尤其是50年代出版的《外国名歌200首》)中发表过的歌曲拼凑成书。而薛老的歌曲集则与众不同,每每都有他新译配的歌。

薛老不光是译配歌曲,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研究每首歌曲的词曲作者、演唱者的生平、主要创作历程、他们的代表作品,以及歌曲的创作背景、流传情况和对社会的影响等等。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那是没有现成的完整资料的,是需要钩沉索隐花许多时间和精力的,有的还需要考证。以他编译的《俄苏名歌经典1917-1991》为例,书中每一首歌曲所附的文字说明都像一段饶有趣味的故事,如果我们通读一遍,相当于读了一部俄苏歌曲史。

    把歌曲当学术研究是薛老最可宝贵的特色,这一点,薛老承教于钱仁康教授。钱老研究交响乐、室内乐、歌剧、舞剧,有时也研究歌曲(如德奥歌曲);而薛老则一心一意专司歌曲研究。除了他,其他还没人能够做到。我们从薛老在各家音乐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就能窥一斑而知全豹,如《俄苏歌曲74年风雨历程》《苏联卫国战争歌曲概览》《“二战”时期的欧美歌曲》《摇滚乐史话》《摇滚乐在苏联》;他还专文评介了苏联三代歌曲大师——杜纳耶夫斯基、索洛维约夫-谢多伊和巴赫慕托娃;还介绍过苏联弹唱诗人维索斯基、流行乐坛女皇布伽乔娃、希腊“金嗓子”娜娜·莫斯库丽、意大利童星罗伯蒂诺·洛瑞蒂、瑞典的ABBA组合、挪威的神秘园乐队,等等。由于这些文章散见于各种专业的音乐报刊上,读到的人不多,大家还没有认识到薛老在音乐学方面的成就。今年出版的《薛范60年音乐文论选》,厚厚两卷,是薛老60年心血的结晶。他是国内唯一的一位研究外国歌曲的音乐学家。 

 

6 他为歌曲翻译的探索和实践建立了理论 

“歌曲译配”是一种“特种翻译”。薛老曾写过一篇文章,称它是“360行+1行”,并且很形象化地拿蝙蝠来作比喻:蝙蝠对鼠儿说:“我和你们同类,请看我的长相。”蝙蝠对鸟儿说:“我和你们同类,请看我的翅膀。”

“歌曲译配”正是与音乐、与翻译、与文学都有些沾亲带故的关系,可算是它们的边缘学科,也可说是跨学科,同时,又应该是兼具三者的综合学科。而薛老,既掌握外语,又通晓音乐,还具备诗词歌赋和韵律等文学方面的功底,再加上他善于思考、有出色的艺术感觉,因此能够在歌曲译配的领域里有不凡的建树。

薛老在刚学步的时候,也跟大多数从事翻译的人一样,死抱着“忠实于原文”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后来经过不断地摸索实践,又借鉴了国外的歌曲翻译,逐渐形成了他独特的歌曲翻译理念。用通俗的话来说:“掰开了,揉碎了,重新塑一个”;借用郭沫若的话:“统摄全意,另铸新词”;用当今国际译学界新的术语叫“创译”。国际译学界把翻译的理念从原先单纯的“翻译”拓展到“创译”也是近年来的事,但薛老几十年前就已经付诸实践了。

薛老觉得应该把自己译配歌曲的心得和经验写下来,让后来者不至于再在混沌中摸索。他希望后来者踩在他的肩上去攀登新的高峰——这就是他于2002年出版的《歌曲翻译探索与实践》一书。全书共十章,近20万字,从歌曲翻译的可行性、必要性、特殊性、韵律、节奏、声调、风格、文化差异、语言现象等多方面进行了较为详尽、细致、理论结合实践的学术性论述。《歌曲翻译理论与探索》成就了歌曲译配的基本理论框架;界定了歌曲译配的基本理论术语,如译配、配歌、出韵、破句、倒字等;提出了可行的译配方法;总结了我国歌曲译配的历史。我有幸为先生的全部手写稿打字录入电脑;在学习译配歌曲时深受薛老翻译理念和方法的影响;时时感受到薛老长期丰富的积累和成功的实践。

    中国的歌曲翻译作为一个行业出现是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后的今天,终于有了第一本歌曲翻译的理论,填补了学术领域的空白。薛老以他的实践和理论奠定了“歌曲译配”的学术地位。 
 

7 他对歌曲有卓越的审美感

2011年3月30日,薛老在北京师范大学授课,有3段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1,歌曲译配和歌词翻译不同,歌词翻译姓“文”,而歌曲译配则姓“音”。因为通常人们把翻译视为文字的转换,而薛老着重强调“歌曲译配”必须音乐当先。2,薛老把每一首歌曲当作一台戏剧小品,在译配之前,他先要琢磨透歌曲主人公的身份、性格、情绪、想法、感受。3,薛老在讲课的最后说了句语重心长的话,他说:“翻译的技巧和方法是可以传授的,也不难学会的,而艺术感觉是无法传授的。艺术感觉往往决定作品是黯然失色还是神采飞扬。”

我的理解是:所谓“艺术感觉”,其实就是一个人的文学艺术素养和审美素养的综合体现。难怪同一首歌曲如果有几种不同的译本相比较,薛老的译本明显地有灵气、有生气。

我们不妨看看权威人士对薛老翻译歌曲的评价:

1988年薛范编译的《1917-1991苏联歌曲珍品集》出版。这是中苏关系解冻后出版的第一本苏联歌曲集。薛老寄赠了一本给苏联作曲家协会。书寄走后,对方杳无音讯。直到两年之后,1990年4月,才来了回信。原来他们邀集了几位汉学家、歌词作家、音乐家,郑重地开了几次研讨会,对薛老的译配词作了鉴定,最后,由苏联作曲家协会 音乐学与音乐评论委员会主席 弗拉吉米尔·查克签署,给薛老写了回信,信中写道:“从您杰出的翻译作品中,曲和(汉语)词交融在一起,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您对于歌曲有着卓越的审美感,把握住词的歌唱性。从而您的译词化为了音乐。……正是您,在中国大地上赋予这些歌曲以生命。”

著名音乐学家钱仁康教授称薛范先生:“不仅能正确表达原诗的思想感情和诗的意境,而且也注意到诗歌特有的韵律和声韵之美,能做到歌词节律和音乐节奏互相协调,歌词声调和旋律音调融洽无间。”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一位孙庆国处长曾提到过这样一段插曲:有一次对外友协和俄罗斯驻华使馆在一起吃工作午餐,席间偶尔提及薛老译配的歌曲,罗高寿大使说了句“薛范的歌译神了!”。俄罗斯驻华全权大使罗高寿的父亲就是著名的汉学家,曾翻译出版了《水浒传》《西游记》以及鲁迅、老舍等中国作家的作品。罗高寿从小受家庭影响,学习汉语,也成了一名汉学家。他从事外交工作后,在中国生活工作几十年,对中文相当精通。他不说薛范“译得准确”“译得正确”,而是说“译神了”——足见这位“中国通”认为薛老的译文恰如其分地再现了原作的灵魂。

 

他的歌曲影响了几代人

薛老的头衔不少: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翻译家协会会员、中俄友好协会全国理事、上海师范大学客座教授。但实际上,这些都不是他的工作单位,用现在的说法,他是“自由撰稿人”。因此没有单位给他评职称,也没有单位为他申报国务院特殊津贴。

薛老得到的荣誉也不少:光俄罗斯联邦就5次予以褒奖。1997年俄联邦总统叶利钦亲自授予象征俄罗斯最高荣誉的“友谊勋章”;1999年中俄建交50周年之际,中俄两国分别授予他“中俄、俄中友谊纪念奖章”,2007年访俄期间,在莫斯科接受了 “尼·奥斯特罗夫斯基”金质奖章,2009年9月底,获俄罗斯联邦“为发展俄中关系功勋章”等。薛老认为这是对他几十年劳动的认可。但还有一种“褒奖”薛老更为看重、更为珍惜,那就是广大歌曲爱好者对他的肯定和厚爱:

    2007年是俄罗斯的中国年,应俄中友协的邀请,薛老第一次踏上了俄罗斯的土地。俄中友协第一副主席库利科娃女士陪我们一行在红场观光,遇见了中国文联的一个旅游团,有人喊了一声:“这不是我们的薛范老师吗?”库利科娃女士忙抢着说:“为什么是你们的?他也是我们的英雄!”大家笑了起来。

据我所知,库利科娃女士已不止一次地称薛老为“英雄”。例如1999年2月,上海爱乐合唱团在北京的世纪剧院演出,谢幕时邀请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官员们上台,当时作为文化参赞的库利科娃女士当众就这么说。

   我前面提到过的1994年4月的“但愿从今后,你我永不忘”欢迎会上,北京的一位老教授走到薛老面前,深深一鞠躬说:“您的歌影响了我们整整一代人”。这是薛老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第二年,在上海音乐书店签名售书,上海的一位读者也向他鞠了一躬,说:“您的歌曲影响了我们几代人”。后来,在其他城市也多次听到类似的话。

   也是在1994年,有一次应邀在北京广播电台作热线直播,有位听众来电话,当电话接通,她激动得泣不成声,导播不得不把她的电话压了20分钟,后来联上线,她哽咽着只说了一句:“我是唱您的歌长大的”。

   1996年5月薛老应邀在大连电台做访谈节目,之前签名售书,来买书的一位中年妇女刚问候了一声,突然抓住薛老的手,放声大哭起来,接着就瘫坐下去。原来,当年这位知青插队落户在北大荒时,薛老编译的一本歌曲集是她唯一的精神安慰,相伴她度过了最艰难孤独的一段岁月,于是她记住了“薛范”这个名字。

   1997年3月,薛老应邀去昆明参加那里的近500人的苏联歌曲广场音乐会。组织者郑好写道:“您的歌,伴着我们的青春和困苦,伴着我们的人生和幸福”。电台主持人孙云燕写道:“您的每一首歌就是一朵鲜花,您让我们拥有了一座春天的百花园”。

说的都是“您的歌”,而不是“您译配的歌”。薛老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事实上,我只不过是把外国歌曲翻译介绍过来的一名“二传手”而已。人们喜爱世界各国的优秀歌曲,尤其是苏联歌曲给几代人的积极、良好的影响。他们“爱屋及乌”,我知道自己多半沾了原作品的光。“薛范”二字已不再是一个译者的名字,在人们心目中,它只是一个代码、一种象征,人们赋予它的是对俄苏歌曲和外国歌曲难以言喻的情愫。”

   薛老很清醒、很理性地把“薛范”定位为一个“符号”“代码”。但这个“代码”很有号召力。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的民间合唱团举办的“薛范翻译作品音乐会”或“外国歌曲音乐会”基本都是没有财力支持的。合唱团员们自己凑钱支付场租费,自己购置演出服装等。一次,北京的一个合唱团长找到薛老提出“抗议”:“您的音乐会为什么不通知我们参加?”薛老说:“搞一台音乐会不光没有任何收入,还要掏钱。你们还是别参加为好。”那位团长说:“我们就是想参加您的音乐会,我们花钱买愿意!”那句“花钱买愿意”着实感动了薛老:那些爱乐者们没有任何功利目的,他们仅仅出于对“薛范”的敬重和爱戴。

   北京欣和声音像公司的孙宝忠经理说:“要是让民意调查机构调查一下,‘薛范’的无形资产会值多少呢? ”,这价值,恐怕不是用数字能够衡量出来的吧?

   薛老曾经写道:我很看重和珍惜这份来自天南地北的情谊并引以为荣。它让我认清了自己这一工作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也让我感觉到了压在肩头沉甸甸的份量。

   1997年薛老在杭州的外文书店音乐书店签名售书。预告是上午10点钟开始,但那天书店还未开门,门外已经有人排队了。其中有位老人由两位家属搀扶着,据说是曾任杭州大学副校长和杭州博物馆馆长(我记不确切了)。书店工作人员请他不用排队了,他也不肯。工作人员说:“您老这么大年纪了,让您的孩子们来买好了。”那位老人说:“我是特地来看看薛范同志的,我还从来没见过他。”据书店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一个月前,书店也曾为一位歌星举办过唱片签售,情况自然比我们火爆,连柜台玻璃都挤碎了。工作人员说:“两场签售活动,来的读者层次不一样,素质也不一样。”活动结束后,音乐书店的经理动情地对薛老说:“薛老师,我只想说一句:您这一生,值!。

薛老后来在一本书的“后记”中提到这件事,他写道:“我心头一热,几十年的辛苦,能赢得这样的评语,此生无憾!谢谢了,我亲爱的朋友们!”

如今,薛老已从译六十余年,他仍在为歌曲翻译事业殚精竭虑,我们为有这样的“英雄”而骄傲。今年,薛老已年届八十,祝愿他身体健康,精力充沛,艺树常青!

 

                                    原载《音乐生活》2015年第2期

 

禾 青: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